行政区划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者：周振鹤  来源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提要：行政区划史是政治制度史的一个重要分支,还直接与微观的政治地理研究密切相关。它的基础是行政区划变迁过程的研究。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但是,如果要复原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行政区划的全貌,并为改革现行政区划提供参考,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我们每个人无不在一定的行政区划中生活,但并不是人人都对行政区划的概念有所了解,至于对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过程知道的人更少。恩格斯曾说,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行政区划(或称行政区域,简称为政区),正是国家用以划分国民以便进行行政管理的地区,因此对行政区划的研究是人文科学的重要课题。行政区划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可变性,二是承继性。前者说明行政区划是会随着历史的进展和管理的需要而不断发生变化,后者又表明任何时期的行政区划都不能无所凭藉,都是在过去的基础延续下来的。即使到了进行现代化的今天,我国的政区,也还是从历史上的政区改造而来,而不是全盘的新创。因此如果要改革现行政区以适合发展的需要,就必须研究历史上政区的变迁过程,寻绎其变迁规律,追求最佳的改革方案,才能使改革起到预期的成效。从这一方面看,行政区划史的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在学术上,行政区划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悠久,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这些经验有些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有些却只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在这些经验的指导下,中国的行政区划方面有着独特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在政区的层级设置,幅员确定,边界划分方面都有一定之规、可循之章,都反映了一定的政治思想。当然,政区的变化也与客观形势的需要息息相关,并不全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因此行政区划史的研究应该是政治制度史以至政治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只有行政区划史的参与,政治制度史才会臻于完善。但是以往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多重中央制度,而忽视地方制度;讨论地方制度又往往只及官制,而不及地方官员施政的行政区域,这种偏枯情况理应得到纠正。

　　  除了制度史外,行政区划史的研究还直接与微观的政治地理研究密切相关。所谓政治地理,其核心内容是研究政治过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观念以及自然地理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这些关系在学术上属于政治地理的范畴。政治地理学在我国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在世界上却是一门重要的显学。不过这门显学目前只重在宏观的大尺度的研究领域,也就是重在研究全球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空间的相互关系。至于微观的小尺度的政治地理学,除了选区地理一枝独秀外,在行政区划的研究方面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中国因为典籍浩翰,所保留下来的有关行政区划的政策、原则和实例丰富多采,有条件为微观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作出特有的贡献。

　　  行政区划史的基础是行政区划变迁过程的研究。只有弄清历史上政区变迁的全过程,对变迁规律的探索才有坚实的基础。由于政区的变迁体现了制度的变化,所以历来的史家对各朝代的政区面貌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正史中的地理志就是这种记载的典型代表。在正史地理志之外,唐代以后,又出现有全国地理总志的体裁,比正史地理志内容更加丰富;宋代以后,地方志的修撰形成制度,也记述了一地的政区建置变迁。另外在政书一类典籍中,也有记录政区的专篇,如《州郡典》、《舆地略》、《方舆考》等。由于政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在上述这些地理文献中对前代的地理情况也有所叙述。前代学者根据有关文献,曾编绘一些历史地图集,如晋代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宋代的《历代地理指掌图》等,以反映这种历时的变化。

　　  但是由于有关历代地理的所有文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讹阙漏,又有些朝代的正史不列《地理志》,因而影响了对各个历史时期政区面貌的复原。于是历代又都有些学者对这些记载进行考证订讹式的研究,力图探索历史政区的真相。这种研究工作发展到清代的乾嘉之际,终于与研究河流水道的变迁的学问一起,蔚为沿革地理之学。清代许多学者致力于这门学问,对正史地理志与全国地理总志以及有关政区的记载等进行全面深入的考证,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上述文献在文字方面的校勘订讹,解释矛盾,以及为部分正史补写地理志。这些研究工作都有助于复原历代行政区划的面貌,因此到了清末,杨守敬就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编绘了《历代舆地图》,以地图的形式来反映各个朝代的政区地理。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是超越前人的所有政区与水道变迁的研究成果,大致将清代以前每个朝代以一个图组来表现,成为迄今为止历史政区研究的最佳成果。

　　  在历史地图集之外,还有的学者致力于沿革表的编制。这些沿革表是以作者所处时代的政区为基础,追索每个政区在历史上的变迁过程。这些沿革表或者附在全国地理总志中,或者单独成书。其优点是让人明白每一政区之由来,但也有很大缺点,即不能让人横向看出历史上同一年限的政区之间的统辖关系。特别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和政区沿革表的编制已有很长的历史,并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我们却始终缺乏一部有分量的详尽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清代以前不必说,因为专门史的体裁尚未进入学术领域,没有学者来撰写如行政区划变迁这样的专门史。当时所有沿革地理的研究,仅局限于个别或局部政区的变化,对系统完整的政区变迁史始终付之阙如。民国初年,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先驱张相文曾有《中国地理沿革史》之作,是其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不过数万言,过于简要。三十年代顾颉刚曾有《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无论从内容和篇幅而言,虽都超迈前人的成绩,但仍处于初创的性质,论内容的充实仍不能令人满意。解放后,这类著作几乎不见。八十年代以后,虽有两三种政区沿革史面世,但不仅内容单薄,且著者并非素来从事政区史研究,而是缀合一般资料而成,深度明显不够。

　　  因此谭其骧先生久有将自己以及前人对政区变迁史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书的打算,但由于教学科研任务繁重,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而与此同时,专题性质的行政区划研究却又已经向前不断发展,撰写行政区划变迁史的要求更显迫切。在八十年代以前,历代政区变迁的研究,一般是指对每个朝代只复原一个代表性年代的政区模式的研究。但是深入研究的结果,发现对于变迁特别复杂的朝代,只取一个年代断限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某些朝代中已采用增加不同年代全国总图的办法来作弥补。八十年代以来,历代的政区变迁研究已逐渐转入断代的政区变迁的探索。亦即不但只研究各个朝代之间政区的差异,而且探索各个朝代内部的政区变迁全过程。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要复原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行政区划的全貌,并将其结果用撰写《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方式体现出来。

　  　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因为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有历代正史地理志以及上述有关文献作为基本依据,而这个基本依据对于研究每个朝代内部的政区变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抉幽索隐,在传世的正史、地志、文集以及出土文献等方面广泛搜集那些十分零散,有时甚至是片言只语的资料,加以整理考订,才能看出政区变迁的详细脉络,而有时由于史料的严重缺佚,尽管如何爬梳发掘,仍然不足说明问题,就还需要凿空推理,运用逻辑思维能力,设想各种历史可能性,才能将断了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复原出政区的断代变迁过程。例如在已经完成的两汉行政区划变迁研究方面(参见《西汉政区地理》与《东汉政区地理》二书)就使用了许多推理的方法。

　　  即使在史料充足的情况下,也还有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有唐一代近三百年,常制有州三百余,有县一千数百。尽管这些州县的变迁资料基本齐备,但要解答任何一年同时存在有哪些县和哪些州,及州县之间的统辖关系,用传统的手段也是做不出的,必须用计算机建立数据库,加以处理,才能得出理想的结果。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等人曾编有《唐代行政地理》一书,但该书只是《唐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文献的州县资料的汇集,尚未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进行考订,更不用说排出所有些州县逐年的变迁过程了。所以新技术的采用在断代政区研究中是绝不可少的,只有不断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才能将相应的政区研究推向深入。

　　  对行政区划变迁研究的深化除了表现在从历代转入断代以外,还表现对政区层级研究的不断下延。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制于历史资料的缺佚,一般只能弄清高层政区的变迁,唐代以后,应该研究到县一级的水平,至明清以后,则应该研究到县级以下政区的变迁。行政区划的变迁不但只是研究政区的延续关系和统辖关系,还应该探索政区的幅员的伸缩,边界的厘定,行政中心的确定与移易等等内容。而且,除了正式政区以外,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非正式政区,它们的变迁也应该包含在本项研究之中。只有这样不断地深化研究对象,才能达到复原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全貌的最终目的,也才能打好做出一部完整的行政区划通史的基础。当然只是历史面貌的复原,还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专门性的通史,还应该对这一面貌形成的原因和机理进行合理的解释,寻绎其发生变迁的规律,探究其所产生的影响,才算是完整的一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行政区变迁极其繁复,因此,行政区划变迁的研究天地非常广阔。

　　  行政区划的产生是以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为前提的(这与近现代的联邦国家不一样,联邦国家往往是先有州或省级区域,而后才由这些州或省组成国家)。只有在这种国家形态下,才有明确的中央与地方对立概念,才有了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也才需要通过行政区划来进行行政管理。三四千年前的夏商西周阶段,是一种分封式的国家形态,并无明确的中央与地方的概念,即使勉强说有的话,中央与地方也只存在政治关系(如朝聘、进贡、助征伐等)而无行政关系。因为受封的诸侯国都是各自为政的。至少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态,出现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开始有意识地划分行政区域,并通过这些区域来管理国家。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将战国时期已经普遍实行的郡县制推行于四海,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统县。此后两千年,中国行政区划体系就是在这一郡县制的基础上发生各种形态上的变迁,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这一体系所规定的某一行政区划中生活。

　　  行政区划虽然十分重要,又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填写表格,表上的籍贯或出生地都是某一个政区的名字。我们到各地旅行,也都是到某一个具体的政区去。但是我们对政区的由来、发展和变迁却不能说已具备了足够的知识。就在前不久,一位科学院院士还撰文说中国的行政区划已有四千年历史,而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长,至多只不过有二千五百年而已,而这一历史在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了。世界上没有那一个国家保留有这么丰富的与行政区划变迁有关资料,因此对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变迁进行文化史方面的探索将是对世界政治史文化史的重要贡献。过去研究政治史只单纯的讲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而不及于行政区划,实际上只做了一半的研究,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得到改变。

　　 行政区划的变迁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观念以至地理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透过历代政区的变迁,不但可以看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理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过程,还可以对现代行政区划改革提供借鉴。因此此项研究的意义还不在于单纯复原历史时期政区变迁的全貌──虽然这一方面的研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是历代政区变迁研究的延长与扩充──更重要的是藉此研究还可以进而全面理解政区发生变迁的原因,探究变迁的规律,并推测政区演变的趋势,以及提出行政区划与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设想。同时还将对中央地方关系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以及中国政治地理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学术上,行政区划变迁的研究不但是专门史的一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属于政治地理的范畴。但目前在世界上,政治地理的研究却偏重于大尺度领域,即注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于中尺度即行政区划领域比较薄弱,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国家缺乏有关的行政区划变迁史料,而中国却是世界上保留有最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地下文物,以作为研究行政区划历史变迁基础的国家,因此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讲,我们有义务充分利用中华文明的遗产,通过行政区划变迁的研究,做出国际水平的政治地理研究成果来。这又是行政区划变迁研究的另一方面意义。

　　　 行政区划史的研究不单纯是历史学科的事,而实际上处在历史与地理的交叉范围中,或者说,从历时的线索看来,具有历史学的性质,而从共时的平面看来,则具地理学的性质,可以看作是某一时段甚至某一瞬间的行政区划地理(也可以称为行政地理或政区地理,详见《行政区划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一文)。这种纵看是历史,横看为地理的研究,显然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不但要求研究者要对史料进行穷尽式的搜集、排比、整理,还要求他们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逻辑推理来弥缝历史链条的缺环,以复原变迁过程的原貌。这种原貌因为要体现在地理方面,就不便留下空白。此外,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与政治过程密切相关,所以这一研究又与政治学有所关联,尤其在理解变迁原因时,政治学的解释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至少横断三门学科的行政区划史研究历来相对冷寂,除了历史地理学者以外,涉足的人较少,即使在历史地理学科中,专门研究行政区划变迁的,也为数不多。虽然从清代乾嘉学派以来,有不少人从事个别的政区变迁问题的研究,但考证功夫做得最出色的也只有钱大昕与王国维两人,有些人或自以为对地理有研究,其他行外的人也对他这么看,其实对地理变迁完全不通。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们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纪录总是有选择的,例如在中国主要是记载帝王将相的政治活动,而不及一般的社会事件。而且与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相比,能够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偏颇的记载,经过长时期的消磨,能够流传至今的就更少了。尤其因为历史学家著史的观点不一,所要保留的不是所有历史事实而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如司马迁一部《史纪》彪炳千秋,但他写作的目的并不纯为简单记载史实,而是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所以有所选择,有所弃取,因此他虽为秦始皇立本纪,但对于他统一天下之后如何划分全国的行政区划,只有一句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至于这三十六郡是那一些,如何分布,不及一语,以至后世学者为了复原秦郡面貌而长期聚讼纷纭。除了史料残缺的遗憾外,还有记载矛盾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有时使历史学家们手足无措,或者急于弥缝调和这一矛盾,或者简单地判断某一记载为误载,进而草率修改原始文献,以符合自己的解释。

　　  由此看来,依靠有限的、残缺不全的,甚至有时被歪曲改造过的史料来重建历史,复原历史真实面貌,尤其是行政区划变迁这样不被详细记载的事实而言,真是难度很大的一项工作。近二十年以来,学术界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专门史方面,不少冷僻课题或琐细的方向都有人从事研究,但于行政区划变迁史方面仍然相当寂寞。就与其研究难度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一课题在过去就已被归入烦琐考证的领域,因为如果没有坐板凳的功夫,是难于出成果的,即使有了这个功夫,没有基本的素养也还是不能成功。谭其骧先生曾经说过,历史地理学界许多人看不上沿革考证,而恰恰这些人始终没有过好这一关。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都不能脱离考证工作,而沿革地理的考证又是其中之难点,常常是投入甚多而产出颇少,因此除了研究者的个人兴趣以外,没有其他动力可以鼓励他们去从事这项既需要锲而不舍而又不能立竿见影的工作。更何况这项研究历来还被人认作没有实用价值,一两千年以前的政区面貌如何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尽管近年来各项学术研究成果累累,而政区史研究仍然空白的原因。这种现象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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